國家層面推動人才歸國

2008年年底的中國，由向來僅負責任命高級官員的中組部牽頭，啟動了一項旨在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的“千人計劃”在國家層面，用5～10年時間，引進2000名左右能夠突破關鍵技術、發展高新產業、帶動新興學科的戰略科學家和創新創業的領軍人才回到國內發展。

這是一項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審議通過的政治級別最高的人才計劃顯然，為了吸引海外留學人才歸國，中國政府下定決心要做最大的努力。

據教育部統計，目前中國有20多萬留學人員學成后留在海外工作，取得副教授或相當職務以上的高層次人才約有1.5萬人。他們大多在35～50歲之間，正處于創新創業黃金時期。中國在21世紀國際性人才競爭中，不可避免地處于劣勢。

這種劣勢超乎了想象。

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說，2002年在美國拿到科學和工程博士學位的外國留學生到2007年仍然滯留在美國的比例，中國最高，高達92%；位列第二名的印度81%；位列第三的加拿大55%。

美國《科學》雜志稱，清華和北大成為美國博士生來源最多的學校。

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輝耀一直研究海外人才戰略，這位早期歸國的海外留學人員告訴記者，自1978年以來，中國累計向外國輸送留學生、學者共計192萬人，回國只有63 萬人，回歸率不足三分之一，而留美理工科博士畢業生等高質量人才的回國率僅為8%。

國家級別的認可

2010年7月28日，受黨中央、國務院邀請，70位國家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千人計劃”入選專家到北戴河休假。國務委員劉延東、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前往看望。這是中國給予知識分子的高級別政治禮遇之一。中組部還特別在中央黨校舉辦了“千人計劃”專題培訓班，以便“千人計劃”高層次人才更好地了解并適應國內的環境。

努力頗有成效。截止到8月，共有6200人申請加入“千人計劃”，入選1510人，其中正教授是前10年引進的20倍。

“這是一種榮耀，代表國家層面的認可。”內蒙古科技大學化工學院院長王亞雄說。王亞雄是“千人計劃”第二批引進的人才。

“許多海外高層次人才希望從制度上明確他們的特殊身份，以利于他們回國創新創業，他們覺得這比報酬、福利還重要。”一位中組部官員透露。

“這意味著無論是創業融資或做其他工作，都能有很多好處。”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輝耀這樣解讀。“背后是國家的政策和資金支持。”王亞雄進一步解釋。但具體到他個人，他倒不愿意透露獲得了哪些支持。

王亞雄回國之前在美國待了15年，本科學化工，博士念機械，現在在化工和機械兩方面都有事業。此前，王亞雄在戴爾公司工作，主要負責戴爾高端計算機的硬件設計。雖然王亞雄現在的頭銜是內蒙古科技大學化工學院院長，但他回國的真正目的是創業。

在美國，創業的成本很高，尤其是人力資源成本。國內成本相對較低，而且相比美國，國內最大的優勢是人脈，做生意講人情。王輝耀曾做過調查，那些歸國創業成功的海歸， 80%的人曾在不同時期參與過起碼一個不同的社團、商會、行業組織、校友會、同學會等。這是積累人脈的主要方式。

“現在國外的不少人都想回來，但很多找不到合適的機構。”王輝耀說，“國家層面準備引進2000人，全國總的引進萬把人。這萬把人中要是能出來1000個真正管用的領軍人才，那就不得了。”

“千人”的煩惱

當然，社會上仍然不乏質疑之聲，尤其是在學術界。

“目前歸國人員中一流人才少，二三流人才多。”在一次研討會上，一位學者這樣概括“千人計劃”的成果。

“確實，并非所有的先進人才都回來了。例如，大量的理工科高端人才和高端管理類人才還是沒有回來。”王輝耀坦言。這當然也在決策層的預料之內。還是在那次內部動員會上，中組部領導表示：引進海外人才可能會引起國內一些人心理不平衡，激起一些大的浪花。但這也是成本。

國際知名科學家、原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施一公2008年入選第一批“千人計劃”，他的全職回國在國際學術界引發了一定的震動。他很快被國內樹立為典范。受其影響，一批海外高層次人才和優秀青年創新人才陸續申請到清華生命科學學院工作。

事實上，回國后，施一公也一直在積極推動“千人計劃”人才的引進。

面對社會上的一些質疑，他認為，即使(引進)的這些人不是國際上最領先的專家，但也是不錯的人才。“這些人如果在國外做得已經不錯了，而他回來又能以點帶面改變一個學校、一個地方學術水平的話，難道我們不該支持嗎？”在一次會議上，他這樣反問。

回來了總有些不適應。

另一位“千人計劃”引入的人才也向王輝耀抱怨說，他在美國有很好的工作環境，有上下游及助手配合，結果他回來以后，助手和上下游都沒有了，各種表格填來填去，反而出不了什么成果。

“很多人反映，國內的整套審批系統依然很繁瑣，耗費他們很多的時間和精力。”王輝耀告訴記者，國內科研經費的劃撥，很多是憑關系。例如，你去當（科研項目評定）評委，你所評的那些人都給你打電話，各種領導也會打招呼。“這在國外是不可想象的，這些剛回國的人很不適應。”

入選第一批“千人計劃”的科學家饒毅與施一公曾聯合在著名的《科學》雜志上發表文章，公開批評了國內學術環境的不端：中國政府投入的研究經費以每年超過20%的比例增加，從理論上講，它應該能讓中國在科學和研究領域取得真正突出的進步，與國家的經濟成功相輔相成。現實中，研究經費分配的嚴重問題卻減緩了中國潛在的創新步伐。

“這些問題部分歸結于體制，部分歸結于文化。在中國，為了獲得重大項目，一個公開的秘密是：做好研究，不如與官員和他們賞識的專家拉關系重要。”

已經回來的這批人，都立志想要改變這樣一種環境。